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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香包或荷包的用途和传说寓意?

1、香包或荷包的用途和传说寓意?

香包(sachet),古代称“香囊”,亦称“佩帷”、“容臭”、“香袋儿”、“荷包”,庆阳俗称“绌绌”或“耍活”。它是用彩色丝线在彩绸上绣制出各种内涵古老神奇、博大精深的图案纹饰,缝制成形状各异、大小不等的小绣囊,内装用多种浓烈芳香气味的中草药研制的细末,以作节令志庆、生活实用和观赏品玩用。

  庆阳香包刺绣起源于古黄帝时代,初创于岐伯之手,发展于秦汉唐宋年代,成熟于明清时期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,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:既粗犷豪放,又精细纤丽;既浓烈娇艳,又清纯素雅;既是大写意,又是纯工笔。其构图简洁明快,寓意传统古老;色彩大红大绿,过度跨越色谱;绣面厚实沉重,形态稚拙传神。绣工细密精整,针脚平齐如画;针法丰富多变,品种千姿百态。

 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著名民俗学家靳之林在看过庆阳的香包之后大发感慨:“我考察过全国的香包,好的有两个地方,一个是庆阳,一个是云南。相比之下,庆阳,特别是庆阳的正宁香包是最好的。”

  2002年,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亲笔题词:“庆阳香包甲天下。”

  香包不是一只单纯的绣品,让我们站在历史和现代的大背景下,重新审视香包的制作历史、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。

  香包,古称香囊,亦称佩帏、容臭。其制作和佩戴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,屈原《离骚》中有“扈江篱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”。江离、辟芷、秋兰均为香草。纫,乃连缀之意。佩即佩帏,在这里既指香包,也含佩带之意。全句的意思是把装满香草的佩帏带在身上。这说明香包早在屈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已是一种饰物了。

  汉代《礼记》有云:“男女未冠笄者……衿缨皆陪容臭”。容臭即香包,说明汉代未成年的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。

  到了唐宋时期,香囊逐渐成为仕女、美人的专用品。而男官吏们则开始佩戴荷包了。有的官吏上朝时干脆把荷包缀于朝服之上。当然,那时的荷包与香包不完全一样,香包里主要装的是香草,而荷包主要是“盛手巾细物”的。这与前不久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手包型“千岁香包”比较吻合。

  至清代,香囊已成为爱情的信物了。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宝玉与黛玉之间的一次“闹别扭”便是由送荷包引发的。

  而历史演化到近代,香包则多半用于民间端午节的赠品,主要功能是求吉祈福,驱恶避邪的。

  再看香包的图案,以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“千岁香包”为例,选用变形的梅花、荷花及缠枝花为刺绣纹饰图案,是按照佛教净土的教义设计的,其寓意是把这件小香包看作“西方净土”,因为变形梅花从唐代起就作为佛胸前的吉祥标志。

  800多年前的佛教信徒们向佛塔敬献这种香包,完全是为了向佛表示崇敬和祈福的诚意。

  从我国民间现存清代以来的香包看,大多数以花卉和动物为主图,以隐喻象征等手法表达各种情感寄托和美好向往。比方,用双鱼、双蝶、蛟龙等象征两性相爱、交合、生育;用莲花、荷花、牡丹、梅花等喻意女性;用登梅的喜鹊、采花的蜜蜂隐喻男性;松鹤象征长寿、石榴象征多子;而利用汉字的谐音做比喻者更是随处可见:送给新婚夫妇的“早生贵子”(枣儿、花生、桂圆、莲子组合图案);送给长寿老人的“耄耋童趣”(以猫和蝴蝶戏牡丹组合图案,喻意老年生活非常有情趣);送给小孩的“福寿娃娃”(以憨态十足的娃娃为主体,周围环绕蝙蝠、桃子组图,寓意此子今生多福多寿)……

  翻开这一层层厚重的文化积淀,面对这一幅幅多彩的生活画卷,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尽都是古朴而又拙巧、原始而又鲜活的艺术瑰宝。其实,这才是揭示人性欲望的艺术;表达思想信仰的艺术;展示生命活力的艺术。可以说是真正的民族文化、民俗文化、大众文化、人性文化。

荷包是中国传统服饰中,人们所随身佩带的一种装零星物品的小包。荷包的造型有圆形、椭圆形、方形、长方形,也有桃形、如意形、石榴形等;荷包的图案有繁有简,花卉、鸟、兽、草虫、山水、人物以及吉祥语、诗词文字都有,装饰意味很浓。

  现代粤语中常用荷包指代钱包。 因古人衣服没有口袋,一些必须随身携带的物品(如毛巾、印章及钱币等),只能贮放在这种袋里。最早的荷囊,在使用时既可手提,又可肩背,所以也称“持囊”或称“挈囊”。以后渐渐觉得手提肩背有所不便,才将它挂在腰际,并形成一种习俗,俗谓“旁囊”。制作荷囊的材料,一般多用皮革,故又有“囊”之称。如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出土的一件,以羊皮为之,呈长方形,长6.7厘米,宽3.7厘米,在口部有一拴系的皮带,以备挂佩。现存最早的囊实物,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。

  汉代以后沿袭其俗,《北堂书钞》卷一三六引《曹瞒传》:“(曹)操性佻易,自佩小囊,以盛毛巾细物。”《晋书·邓攸传》也记载:邓攸梦行水边,见一女子,猛兽自后断其囊。由此可见,魏晋时期不论男女,身边都佩有囊。在囊上饰有兽头纹样,也称“兽头囊”。这种饰有兽头纹样的囊形象,在山东沂南一汉墓画像石上还可以看到:中室北壁的东段,画分上下两格,皆刻人物故事。下格中的两人皆戴着布纹的帽子,用带结于头后,衣袖皆卷起,腰束带。其中左边一人加束革带,从右腰革带垂下一虎头纹佩囊,佩囊比较大,做工也精致,还绣有花边。中室北壁西段的上格亦画有相同的一荷包,不同的是人物佩带的方向不一样,是从左腰革带垂下一虎头纹佩囊。

  至南北朝时,佩囊制度正式确立,人们所佩的囊,并非全用皮制,也有用丝织物做成的,但仍然沿用囊的名称。《隋书·礼仪志六》:“(北朝)囊,二品以上金缕,三品金银缕,四品银缕,五品、六品彩缕,七、八、九品彩缕,兽爪。官无印绶者,并不合佩囊及爪。”至隋代则专施于良娣以下命妇,以别嫔妃的兽头囊。《 隋书·礼仪志七》:“良娣,鞠衣之服,银印钮,文如其职。佩采玉,青绶,八十首,长一丈六尺,兽爪囊。余同世妇。保林、八子,展衣之服,铜印环钮,文如其职。佩水苍玉,艾绶……兽爪囊。” 兽爪囊,囊之一种,简称“兽爪”或“爪”,是织有兽爪纹样的小型佩囊,北朝官吏常佩于腰际以盛印绶。

  唐代放官印、鱼符(龟符)的佩袋与装细物的佩囊分开使用,据《朝野佥载》记载:“上元年中,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等袋,彩为鱼形,结帛作之,取鱼之象,强之兆也。”刀砺袋,鱼形袋,新、旧《唐书》称之为“鱼袋”、“蹀躞七事”。“七事”即佩刀、刀子、砺石、契真、哕厥、针筒、火石袋等物。蹀躞七事应是后来的“七事荷包”(《歧路灯》第七十八回)的前称。唐代妇女尤其喜欢佩带荷包。荷包大多为圆形,上有不同的纹样。佩挂囊的妇女形象,大多身穿胡服,腰束革带,打扮成西域妇女的形象,但腰部一般都有佩挂的荷囊,如西安南里王村韦墓线雕石刻、唐李重润墓和李贤墓壁画中的侍女。

  唐代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佩带荷囊的习俗,如敦煌壁画中唐第158窟的《各国王子举哀图》中,便能清楚地看到有两个少数民族人物的腰上挂有荷囊,而且所制作的荷囊都很有特色。如第一排中的单腿跪地、正作割鼻状者,其左腰上挂一心形荷包,看上去就像是一朵云彩。第二排中双手用刀插胸者的左腰上挂一花腰形荷包,颜色为白底湖蓝色边。这两个荷包看上去都非常精致,做工非常考究。唐代画家阎立本《步辇图》中的吐蕃使者身上所佩带的荷囊,也反映了当时的习俗。

  据考,唐宋时期作为饰物随身带的“鱼袋”、“龟袋”还多是盛物的口袋。荷包成为珍贵佩饰物当缘始于唐代。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·降诞》:“玄宗开元十七年,丞相张说遂奏以八月五日降诞日为千秋节,百寮有献承露囊者。”杜牧《过勤政楼》诗:“千秋令节名空在,承露丝囊世已无。”承露囊,即荷包,由眼明囊演变而来(眼明囊之俗:古俗农历八月初一凌晨,妇女以彩帛之囊盛装树木花草上的露水,相传以此洗眼,能使人一年之内保持目明)。百官献囊名曰“承露囊”,隐喻为沐浴皇恩。民间仿制为节日礼品相馈赠,用作佩饰,男女常佩于腰间以盛杂物。

 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189窟壁画中,有画于公元6~7世纪的一身龟兹贵族供养人图像,其腰部束带,上挂短刀,同时佩带鸡心形荷囊。该图现存德国柏林。

  敦煌五代第409窟东壁《回鹘王礼佛图》中,回鹘王腰带上也挂有很多东西,其中所挂的荷包造型别致,像葫芦型,但上口呈喇叭状,底部呈圆形,上大下小。颜色为白色,可能是褪色所致。同时期、造型相同的荷包在榆林窟第39窟甬道里也有,同样见于回鹘贵族礼佛图中。

  又如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69窟供养人图像中,八身回鹘供养人的右侧均从腰带上垂下一荷囊,荷囊的最上端有一珠子。荷囊的样式和大小都相同,但色彩不一。这幅画现存德国柏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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